刘坤一（1830年-1902年），晚晴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宿将。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1855年参

刘坤一塑像

加湘军楚勇与太平军作战。累擢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中日甲午战争时，支持对日作战，并任湘军统帅指挥湘军出关与日军交战。1895年强学会成立，他表示支持。维新运动起，他攻击康、梁变法，但又反对废黜光绪帝。1901年与张之洞连上三疏，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称“江楚三折”，多为清廷采纳。1902年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尽管由于当年10月即不幸病逝，刘坤一的这一设想未能进一步细化，然而他的倡议仍然产生了影响。他的接任者张之洞等循着这一思路精心设计，筚路蓝缕，终于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1]有《刘坤一集》传世。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8月7日，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26日，他在《续办江海防务折》中报告了镇江、江宁一带昼夜戒备的筹防情形，为防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忧”，特“将一应战守事宜妥为布置”。10月之后，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清廷为挽救危局，28日谕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刘坤一接受命令，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但是他却以“队不齐，械不备”未迅速行动。

军队调度

1895年，刘坤一开始加强军队调度，派吴大瀓统率湘楚各军20多营万余人陆续出关，委新疆藩司魏光焘为前敌营务处。1月初，盖平（今盖县）失陷，清廷“谕刘坤一进驻山海关”，16日才遵旨出驻山海关。同时”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早年他从镇压农民起义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要弘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能完成政治任务。故而，他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铖，徒为洋人所笑?”总体说来，赣抚时期的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拼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1874—1881年，是刘坤一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督时期，先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八个月，后

刘坤一塑像

任两广总督四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年半。清末的两广、两江既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不但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公壤区和租界地。因此，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而且日见频繁。加之，这一时期正是晚清洋务运动勃兴时期，各项洋务新政措施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得以推行，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由于形势的逼迫和实际政务中与洋务接触机遇的增加，刘坤一对洋务的认识加深了，对洋务新政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对一些在他看来于国于民有益的措施，间或也在辖境推行。例如他对使用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是赞赏的，并能针对洋务派创办的各制造局生产枪炮、机械等物品“杂而不精”现象提出“各专各艺”的合理建议，同时也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但从本质上讲，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守旧思想的束缚，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正因为如此，1881年六月间，两次被弹劾，十二月被免职，自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

成熟时期

1890年11月，清廷再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从政态度有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失败，使朝野的士大夫们猛然惊醒，也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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